伤感的求助信和温情的回信
　　几天前，本报的投稿邮箱里飞进来一封简短的求助信。每天都要在邮箱里淘新闻的编辑杨志东发现了它，这是一个父亲才会有的敏感。
　　那是封与众不同的信，短短几句话，很多问号：
　　法制报的叔叔、阿姨你们好。
　　我是嵊州长乐的一名中学生……我父母在4年前离婚了，当时父母在离婚协议里说，我的抚养问题由母亲一个人负责。但现在母亲已无力再抚养我，我父亲不用承担抚养责任吗？这几天看了你们的报纸，我知道我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向父亲提出要求。可如果我父亲现在拒绝抚养我，以后我是不是也不用赡养他？
　　对一个17岁的中学生来说，这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。杨志东赶紧给小军（化名）回了电子邮件：如果没有特殊原因，父母的离婚协议是有效的，从法律的角度而言，父亲没给抚养费也无可厚非；不过现在如果确实需要父亲的帮助，不妨先找父亲谈谈。
　　几天后，小军再次来信。他说，自己找父亲谈过了，父亲说自己也欠了债，没有钱给他，还说他们已不是父子。他告诉父亲要起诉到法院。父亲怒了，回给他一句话：你起诉好了，我不怕。
　　小军在信里说了自己的打算：“现在我没时间，我打算考试后，也就是2月4号后再起诉。”一个中学生在信中透露出的无奈、决绝甚至是仇恨，把编辑杨志东的心揪了起来。他再次给孩子回了信：
　　小军：
　　你好！
　　我是浙江法制报的编辑，叫杨志东。上次的邮件也是我发的。看了你的信，我很伤感，也很替你担心，但更为你感到骄傲。
　　伤感，是因为你爸。因为我也是爸爸，是个12岁孩子的爸爸。作为孩子，特别是男孩子，没有了父爱，怎不叫人伤感？
　　担心，是为了你。一旦走进法院打起官司，我们担心你们的父子亲情会因此荡然无存。
　　骄傲，也是因为你。你在第一封信里说，你是看了法制报后，知道了可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讨要你应得的抚养费。你从小就有了那么强的法制意识，真是不简单。是啊，凡事都要依法来解决，希望你能一直拥有这样的法制意识，相信法律，因为我们今后的社会，一定会是更加公平公正的法治社会。
　　所以，我们的建议是，最好不要立即打官司，先由我们报社记者出面，和你爸爸好好谈谈，再作打算，好吗？
　　这是一场即将开打的官司，原被告是父子，能避免这种在法律上无可厚非，但在情理上总难以释怀的官司吗？
　　这封电子邮件发出去后，我接到了去嵊州和小军爸爸谈小军抚养问题的特殊采访任务。
　　小军心目中的父亲
　　1月28日下午，我赶到长乐镇。因为是星期天，下午4点多，我见到了在家休息的小军，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：一米七多的个头，暗红色外套、牛仔裤。他微笑着打招呼，言谈之间很有礼貌，也有一个中学生身上难得见到的沉稳。
　　小军领我去他家。他把门打开的刹那，我感到有些意外。进门就是厨房，面积很小，水桶、脸盆、菜篮，杂物放满一地，油烟把房间熏得有些油腻和昏暗。小军径直走进另一个房间为我拿水杯，我跟过去。房间大约就5平方米，里面靠墙仅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，桌面用报纸包着。这就是小军的房间。对面还有一间房，应该就是小军妈妈的房间。我没敢推门看，退回厨房。小军为我倒上了开水。
　　“你这么大老远跑过来，真不好意思。”能看出来，我的出现，让小军仿佛看到救星一样。
　　在阴冷的厨房间，我喝着开水，一边和小军聊起来。
　　小军眼前的这个家是租的，1年1200元。小军的妈妈在一家电子厂上班，每月只有五六百元的工资。
　　“我找过我爸爸了，他不肯给钱。”小军的声音低下去，一脸沉重。他回身拿出父母离婚时签的离婚协议。协议上说：“双方自愿离婚……婚生子小军由阿芹（化名）抚养教育成人，阿华（化名）不承担抚养教育费。”小军对离婚协议上的这一条很担心：是不是有了这条，他就永远都别想让父亲承担责任了？
　　“妈妈和爸爸离婚后，爸爸从来也没有看过我。元旦的时候，我去找他了，让他给我买套新衣服。我死缠烂打，他才给了300块钱。”
　　“小的时候，爸妈的关系就不好。爸爸出去打工很长时间不回家，也不寄钱回家。妈妈在小店里欠下的菜钱，爸爸也不肯付。”
　　“父亲对我一直不怎么样。我读小学的时候，一天早上下雨，我拿了家里的一把新的三折雨伞去上学。三折伞那时还不多见。父亲知道后，从床上起来，来不及穿好衣服就追上我，把伞拿了回去，任我在雨里大哭。”
　　我听得鼻子有些发酸。“走，先去吃饭吧。”我借此打断了小军对童年和父亲的叙述。
　　“我跟妈妈说过你会来。等妈妈回来做饭，一起吃吧。”听小军说，因为妈妈上班，平时他的中饭、晚饭都自己做。
　　为了不给小军的妈妈添麻烦，在我的坚持下，我们找了家小面馆，推辞了好久，小军点了份大排面，5块钱。我要了份扬州炒饭，问了价钱，只要4块钱。这时小军立即改变主意，也要扬州炒饭。
　　小军母亲记忆里的婚姻
　　天快黑时，小军的母亲阿芹下班回到了家。阿芹42岁，大脸庞，有一点中年妇女常见的胖。我发现小军长得像母亲。见到我，她有些手足无措。她说，儿子做的这些事，她都不知道。
　　只有小学文化的阿芹开始吃力地用普通话和我谈她失败的婚姻。一开口，她就抹起眼泪来。
　　她说，1989年，她嫁给了阿华。第二年，生下儿子小军。有了小孩后，她和丈夫阿华的关系却越来越差。他们开始经常吵架，有时候，丈夫还会出手打她。她身体不太好，农活干得不多。丈夫外出打工，整年在外，但不寄钱回家。回了家，也不给母子俩生活费。有人甚至看见他把钱藏到鞋里。
　　此后，丈夫又认定她和他人有染，夫妻关系越来越紧张。
　　2002年7月16日，阿华提出离婚。他们在当地一家法律服务所的见证下签了离婚协议。“我是被逼离婚的。当时儿子12岁，刚小学毕业。我和儿子就这样走出家门，没有任何东西。”
　　离婚后，阿芹到镇上一家快餐店打工。当时，阿华知道后，还来抢走了她的铺盖。此后她又到嵊州打工，因为身体不好，干不了重活，打工断断续续。
　　两年前，小军到长乐镇上读高中，为了方便，母子俩在镇上租了房。阿芹说自己已无力供儿子上学了，小军上学的费用全靠亲戚的借款和周济，记在账上已有2万多元。她曾让儿子辍学去打工，但小军坚持要上学。
　　“我是没能力还了，只能靠他自己还了。我也从来没想过让小军的生父出抚养费。”阿芹对以后的日子十分茫然。
　　从阿芹口中我得知，阿华已在两年前组建了新的家庭，后妻也是离异的，带着一个女儿。
　　现在让阿华承担对小军的抚养责任，这可能吗？小军母子心里的问号很大。而根据母子俩对过去生活的种种回忆，这个问号也在我心中冒出来。
　　但无论如何，我得去找小军的父亲阿华，去听听他的说法，去问问他到底还管不管、养不养他的亲生儿子。请关注本报明天的后续报道。